刘同舫 | 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实践的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

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实践的方式

刘同舫 | 文

作者简介

刘同舫，1966年1月生，湖北天门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级学科带头人，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才，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担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获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年度影响力标兵人物”。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摘  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挥“批判的武器”功能，需要以恰当的方式面向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实践在整体上具有统一性，但其自身也内蕴“理论阐释”与“实践行动”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实践”关系的本体论中呈现出来。从理论与实践的内在张力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采取两种看似矛盾却符合其理论特质的方式面向实践:通过拉近与实践之间的距离，以“回归实践、切中实践”的方式，对研究中日益脱离实践的纯粹理论旨趣和“停留于文本”的抽象逻辑演绎取向加以纠偏与拨正，进而确立理论服务实践的宗旨意识;通过“拉开”与实践之间的距离，以“立足实践、跳出实践”的方式，对理论研究沦为实践附庸的现象加以反思，以理论作为“解释世界”的依据和“改变世界”的导向，进而推动实践的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实践是基于科学有效的方式不断推进、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践；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面向实践?这一问题关乎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彰显其鲜明的理论品格，即能否发挥其“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批判的武器”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和发展是在不断面向实践的过程中完成的，其在不同时代的社会实践中实现对人类社会的实质性改造，卓有成效地推进了从“解释世界”到“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相统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切都离不开其面向实践的合理方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自觉反思如何面向实践的理论问题，以科学有效的方式实现与实践的结合，对于推进哲学理论不断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实践的积极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及其内在张力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历来备受人们关注，无论对这一问题持何种态度或见解，人们都普遍认可二者的统一关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笼统地将其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表述为“统一的”，似乎只停留于表面而未能确切抓住二者的内在关联。理论与实践之间具有统一性，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理论来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实践“催生”理论而又受理论牵引。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关系意味着离开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学界关于理论与实践之统一关系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之间的总体关系，主要强调了不可放弃理论与实践之统一关系的主张，但相对忽视了在这种统一关系之外，还隐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现存世界的“反思性”“批判性”与“超越性”的革新意义，使得传统的解释模式未能深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具有的“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双重特性及其张力中。从马克思文本推进的思想逻辑看，其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对以往哲学家关于“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关系的基本立场和阐释路径的分析中走向社会历史的深处，进入社会生产关系领域，促使“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从抽象的认识论维度转向具体的物质生产和生活的本体论维度。“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不仅涉及理论的现实实践性问题，而且与理论如何在实践中证明自身真理性的问题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之统一关系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两者之间客观存在且应该保持的内在张力，并据此选取理论面向实践的合理方式。

有学者将求解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开启追溯至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问题，认为“认识论转向”促使认识的主客体之间逐渐呈现出分离和对立的态势，而主客分离的二元认识结构直接造就了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局面，使得“认识何以切中实践”成为哲学上不得不思考的重大问题。这种理解有其合理性，表现为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何以会成为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但问题在于未能着重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究竟如何”进行分析。实际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离关系”可以被划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任何理论因其抽象性和总体性无不与具体实践存在距离;二是理论本身蕴含着学理解释与实践行动之间的内在张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秉持实践特质的科学理论，但由于与社会实践存有距离，其“解释世界”的理论诉求与“改变世界”的行动指向之间又存在内在张力。我国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中因保留认识论哲学探究范式而招致的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问题属于第一种情形。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之间的统一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相分离的第一种情形是显而易见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因其自身“改变世界”的诉求与“世界的可改变性”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而变得难以捉摸、呈现出张力则属于第二种情形。厘清这一张力的客观困难不应成为其被遮蔽的理由，相反，正是基于对第二种分离情形的反思和求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得以真正发挥“批判的武器”功能。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马克思文本中转换为“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内容，这一转换有其必然的出场语境。马克思文本对具体的“现存状态”阐述时显露出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性功能，表现为对现实世界的反思、解释与改变，这为解决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奠定了深刻基础。马克思对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阐释集中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段重要论述中，“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1页)。马克思在阐释人的“类”本质和“类”生活时确定了以实践为基础探索人与世界关系的路径，确证了实践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活动，体现了理论的对象性意义，即人只有在对象性活动中才能证实自身存在的价值，进而彰显人的理论性思维和价值性活动。理论的对象性意味着对人的“现存状态”和自我实现程度的直接映现，那么，理论如何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中持续发挥批判性功能并输出价值性指导?《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二条给出了解答。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同上，第503－504页)。这表明实践在哲学意义上具有始源性，在人的全部生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理论在反映现实世界时显现的真理性力量或流露的“神秘性”，都能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与解决。立足实践基础展开对生活世界的理解，使得马克思不断深入探究“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依据和方法。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既体现在从实践中解答理论问题的必然，又展现在从对实践的理解中提升理论旨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在人和世界的存在论关联维度上进入“解释世界”“改变世界”的语境，这一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论证。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共产主义运动时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之间不仅呈现出总体的统一关系，也存有一定的内在张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相统一意味着理论是在描述、解释和指导实践的过程中达到与实践的相互交融的。客观而言，理论对实践的反作用无法直接实现，因为学理性阐释即“解释世界”并不等同于实践行动即“改变世界”，理论内部存在着要求“改变世界”与“世界的可改变性”之间的张力。纵观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一切理论认识都关涉对现实存在和有限规定性的批判与超越，理论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与界定由于抽象的思维方法而暴露出有限性，这一有限性通过理论自身的变革难以消除或避免。以往的哲学家倾向于“解释世界”，致力于探索获取自由的实践路径，其中蕴含的实践和自由概念集中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语境中。理论与实践的内在张力在理论哲学中被遮蔽的状态，恰恰为哲学研究转向现实世界和生活实践提供了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跳出了理论哲学而与现实世界密切关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分肯定了生产实践构成生活世界的基础作用及其对现代社会发挥的根本性的革命功能，致力于探索理论所具有的推动实践变革的功能。作为一种能够科学解释世界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自身面向社会实践，并致力于彻底改造现存世界，但其要求“改变世界”的理想愿望与“改变世界”的现实行动之间由于理论解释无法直接且快速地转化为对世界的实质性改变而存有“距离”。马克思主义哲学强烈的实践品格使得这种存在于一切理论之中的内在张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与强化。

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的内在张力，需要澄清其前提性问题即理论与实践的界限，并在厘清界限的过程中引申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要解答的“人与世界以何种方式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明晰“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不可分离、相互印证的交织关系。马克思将哲学史上追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过程中所引致的问题，包括理论对实践的绝对统一、实践对理论的现实僭越等，纳入自身研究视野，并对如何划分理论与实践的界限问题进行了前提性思考。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指出，“哲学过去并不是在实际上与世界有所不同，所以它也就未能对世界作出任何实际的判断，未能表现出对世界有任何现实的识别力，也就是说，未能通过实践来干预事物的进程，而至多只是不得不满足于抽象形式的实践”(同上，第264－265页)。马克思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将一切实践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辩证思维过程”(同上，第274页)的弊端并与之分裂，开始从体系化的哲学实践转向“实践”哲学，进而在阐释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运行逻辑中确立人的生产劳动解放这一社会历史基准，并对现实世界展开深刻批判与革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看，现实的生活世界构成人的一切实践关系形成的场域，在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所展开的“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问题，构成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现实表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属性，表明“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能够通过中介加以统一;理论与实践的内在张力，既促使“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严格区分和相互“校正”，又保证“解释”不断探索植入“改变”的方式，呈现出世界发展生动、多元的现实视角。

从“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双重特性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一种关于形而上的“改变世界”的理论和学说，而应被合理地视为理论化的实践。在马克思看来，理论在实践的基础上展开，并对人的实践方式与过程起着规约作用，这意味着理论立场和思维视野的转换内在要求其自身作为一种实践面向社会现实。因此，理论化的实践并非与理论化的思辨概念相对，它不仅脱胎于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和改造，更是马克思对哲学史上纯粹理论和单一实践偏颇予以整体反思，以及对理论与实践之间必要张力进行探索的成果。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正是批判根据本质来衡量个别的存在，根据观念来衡量特殊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5页)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被马克思转化为理论对实践的积极回应，即无论是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的事实间距，抑或是理论本身所具有的“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内在张力，都能够在理论面向实践的过程中予以克服。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理论面向实践的过程究竟应当以何种方式，既保持自身的自主性、独立性，又合乎实践的本性和诉求，对实践产生前瞻性、反思性的引领作用。因此，对解释世界的理论与改变世界的实践之间关系的把握，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关键所在。它启示我们要超越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二元对立，把经验的现象领域与超验的本质领域结合起来，进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为“主体－实践”关系的本体论。这一本体论维度既符合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角度阐发人的本质的现实，又展示了将世界融入在人的实践之中的整体内容和深刻内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之间的统一关系及理论本身的内在张力，其实质是如何将理论转化为理论化的实践或实践着的理论的问题。正如阿尔都塞等人所说，“被人们共同称之为理论的东西，在其最‘纯粹的’形式即表现为仅仅推动思维力(例如数学与哲学)与‘具体实践’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形式上，是严格意义上的一种实践，即科学的和理论的实践”(阿尔都塞、巴里巴尔，第47页)。马克思对主体概念的解读和提升蕴含于对实践哲学思维方式的改造中，他认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页)。马克思主张从主体的实践出发来理解现实世界的一切现象，并把握从事各种现实活动的人与世界整体之间的关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是创立者对现实生活的抽象把握和总体理解，这种把握和理解具有超越实践的特质并表现出一种理想性。人的实践活动具有直接现实性，其本质是对既定的人的生存环境、生活状态进行改造或变革的活动，是不断推动现实向理想转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理想性的世界图景和理想性的目的性要求而‘超越’于实践，并促成实践活动的自我超越”(孙正聿，第74页)。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达实践方式的不同解读，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之处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批判态度的肯定和对实践变化的关注，但二者在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解答上却泾渭分明。前者陷入纯粹思辨的学院化泥沼之中，后者在不断把握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就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其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为理论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在追踪实践问题方面展现出敏锐的理论洞察力，在批判分析实践问题方面也常常入木三分。自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著述可谓汗牛充栋，理论影响力早已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但其实践效应并未与之相得益彰。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从主体性哲学视角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社会实践相脱节的现象，将其归因于现代人为获取掌控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的权力而相互争夺，提出通过调整主体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主体与社会结构张力的强调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问题域的基础地位，其在艰难探索社会发展道路中流露的主体性哲学倾向和非理性特征，尽管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创见，但在消除人的劳动异化和抽象人性论的现实任务上始终隐藏着游移不定的消极态度，在诸如民主、人本主义等现实实践的异化中暴露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路径困境，消解了理论在实践场域中发挥提升性作用的内在张力。

就中国马克思主义而言，其在近代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历史迷惘中就已经生发了把握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自觉意识。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然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践的关系问题，并在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与求解过程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践的深度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明确地把“改变世界”作为自身的理论目的，将“改变世界”与“世界的可改变性”之间的张力问题，即“理论解释”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张力问题，予以揭示和凸显。毛泽东“发展出了一种体现于其政治军事著作之中的真正的实践哲学。这似乎表明，毛泽东也像李大钊那样，感受到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的张力，而以自己十分独特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这就是以两种哲学并存的方式来实际而不是理论地解决这一张力问题”(王南湜，第12页)。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之间存在张力的问题，要求通过面向实践的方式而非以理论自身固有的纯粹思辨方式加以化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诞生以来就提出了理论向实践回归的诉求，这种诉求构成了其独特的“自我意识”，即对自身存在的意义及其实现可能的自觉反思与求索。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的关系能够被理解为总体统一与内在张力并存，那么就需要从两个向度思考其面向实践的方式。就统一性关系而言，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之间存在不可否认的客观距离，其面向实践必然要表现为两者之间“间距”的缩短，即需要拉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就内在张力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张力问题往往被遮蔽而未被觉察，导致其“解释”与“改造”的客观距离被人为消解或刻意回避，阻碍了对于实践的反思和指引，因而需要“拉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只有辩证看待两者之间的距离并根据具体情形决断理论面向实践的方式，才能完整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批判的武器”的功能。

二、拉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的距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建具有实践基础，这种实践基础不仅在马克思、恩格斯创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而且延伸至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不断建构和开拓创新的特质，正是通过不断面向实践，主动拉近与实践问题的距离，其自身才具备与时俱进、永葆发展的现实可能与不竭动力。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面向实践，首先必然要拉近与实践的距离，贴近实践的“地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因生发背景的特殊性而较为重视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但这并不代表其研究疏远实践甚至囿于纯粹理论运思的现象不存在。当前需要关注和追问的问题是: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实践领域业已发生及正在发生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发挥了实践反思作用，这些作用又是如何表现的。具体而言，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立足于时代的制高点对重大实践问题给予了回应，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的阐释是否准确，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的解释能否被人民大众接纳、理解并予以启迪。一个客观的评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把握时代问题的准确性上、在进行理论阐释的彻底性上、在展开理论指导的合理性上，仍然存在进一步强化和充分发挥的空间。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除了在特定的学术领域中全面展开外，还必须关注时代问题和人民的核心诉求，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真正考验。对实践问题进行教条式的简单附和，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为实践问题提供了某种理论解释，实际上却在适应性与创新性上因与实践相对脱节而缺乏解释效力。

主张拉近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并非思想史上的一个新命题，理论脱离实践或与实践分离的情况长期存在于历史之中。早在“博士论文”写作时期，马克思就已深刻感受到以往思想界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截然分隔之困，他极力反对将理论与实践完全对立或分裂的观念，主张理论面向实践本身，即在实践中寻求观念、思想和理论的产生及其依据，表达了基于实践来把握理论，从而以对理论的恰切理解实现对实践的合理反思的愿望。(参见文兵，第11页)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要求着拉近自身与实践之间的距离，但实现这一要求并非易事。思想史上许多看似对于这一“要求”的回答往往沦为关于“理论需要切中实践”的标语或口号，甚至沦为对“理论并未走进实践”现象的辩护。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着行为主义革命的兴起，西方理论界曾提出“走出书斋”的口号，随后掀起一场理论走向实践的反思浪潮。他们尽管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抽象性理论思维的不足，倡导理论回归实践、服务实践的旨趣，但实质上都只是停留于口号，并未真正拉近理论与实践的距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从理论阐释向实践靠近的自觉意识逐渐在学术界凸显，从“走进马克思”到“走出马克思”，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践意识的增强。“走进马克思”相对容易，“走出马克思”则相对困难。前者能够通过文本阅读和思想阐释得以实现;后者本质上则需要借助于对中国实践的理论关注，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原创性贡献。后者的困难表现为学者们在“走进马克思”的同时并未真正“走出马克思”，甚至有“停留于马克思”的本末倒置之嫌(参见钟慧容，第21页)，理论研究愈加具有“避世”和脱离实践的倾向。这不仅说明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具有复杂性，而且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仍然需要拉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

拉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之间的距离，既是确证理论与实践相互统一过程的必然结果，又是保持理论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在“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论域中对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形成了新的阐释路径——对实践概念的引入和实践哲学的探索，实现了哲学思维范式领域划时代的革命。这意味着人与世界的关系并不直接表现为人以静观的方式去解释和改变世界，人实际上是在生存、从事实践活动的过程中理解并“解释世界”的，这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人的存在论维度自觉地将理论与实践贯通起来，进而将人与世界的现实存在方式、运行过程、改变路径诉诸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维高度。马克思主义哲学开拓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新路径，表明具体的实践活动也依托于一定的哲学思维。理论既要在实践中检验其真理性，又要推动实践走向合理性与科学性，由此实现自身发展并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彼此拉近的历史必然性。然而，现实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入实践的过程存在着直接套用的现象，即对理论不加转换地“装配”于实践智慧的复合体中，容易导致理论沦为纯粹应用型或工具性策略。因此，拉近距离还蕴含了保持理论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内在意义。在马克思看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非理论完全融入实践当中，即不是二者的绝对合一，而是二者互动的结果。因此，只有拉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的距离，才能避免二者从统一变为合一或相互僭越，才能促使理论研究在与现实实践的复杂关系中拓展更开阔的空间。

如何拉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之间的距离?我们需要重温马克思本人对这一问题的建构性阐述。马克思在谈论“德国哲学是否应该谈论现实的宗教问题”时认为，德国哲学往往是脱离现实的孤芳自赏，它将自己与实践问题截然分割。“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所有这些，一开始就使哲学同报纸那种反应敏捷、纵论时事、仅仅热衷于新闻报道的性质形成鲜明对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9页)哲学不能离开人们的实践生活。若缺乏实践基础，哲学自身无法存在和发展。哲学无论从内部的内容来说，还是就外部的形式而言，都要“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上，第220页)。就马克思所说的哲学与实践接触并积极作为的关系而言，关注实践、回应实践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有的品格和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能走向自我欣赏、自娱自乐和自言自语。如果不关注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会“悬浮半空”而无法落地，最终使得理论滞后于实践，甚至为实践所淘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关心并走进社会实践，理论只有走进真实的社会实践才会焕发持久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拉近理论与实践的距离，须以理论本身是否具有实践价值(包括在目标蓝图层面上的理论设想，以及理论研究是否扎根于实践路径的合理性指向)为依据。

走进实践意味着要让理论之思与实践之问同向同行，不断寻找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接口，不断追问和反思“为谁研究”的根本性问题。这种追问和反思旨在表明，学术研究不在于迎合某个对象或某种现象，也不在于提出耸人听闻、貌似自洽的观点，而在于常怀敬畏之心，在科学理性的框架下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秉持扩大自我认知的边界意识与扎根实际的思维方式，深入挖掘已经积累的学术“富矿”和实践资源，认清社会发展遇到的真正挑战。真正的学问只有在认清和面向时代的困难中才能发端，而只有发端于实践、根植于实践和服务于实践的理论才能凸显其时代价值。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创新对推进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具有卓越贡献，它面向自身发展的客观条件，立足于生存性实践活动的“地平线”，确立唯物史观和辩证思维的方式，发挥“主体－实践”关系本体论的作用，力求超越现存状况并创建与中国现实生活变迁相适应的“既接地气又有灵气”的哲学理论。基于实践而发端的真学问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和目的的，为人民服务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宗旨，这一宗旨决定了应当以“人民需要”为尺度和标准来确定选题方向，深入人民群众展开调查研究，将研究成果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民。“人民需要”的标尺既展现了实践为理论提供了鲜明导向，又在理论前瞻性和实践需要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在实践中践行“人民主体”的理念必然要以澄清“人民”的内涵为前提，通过摆正理论研究与服务人民的关系，展现实践之于理论的根本性、决定性意义，以及理论之于实践的解释力、指导性意义。

拉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需要借助于一种反复被提倡但尚未被贯彻的原则——“切中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变革现实的根本特点，这决定了其研究者不能走经院派或学院派理论家的传统道路——“闭门注经”或“面壁虚构”，而应当把其研究视为参与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促使研究成果发挥指导实践的社会效能。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不以关心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为研究的最终归宿，而是“只关心自己的概念和范畴，只操心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构建”，那么将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和实践品质相违背(参见陈先达，第6－7页)。为此，必须将客观存在的实践问题或矛盾转换为理论中的问题，从理论的高度或理性的视角对实践中的矛盾予以审视和求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确应当关注实践，在研究方式上存在“学术性关注”和“非学术性关注”两种类型，其区别在于:“学术性关注”是把对实践的理解和反思有机关联并进行学理分析;“非学术性关注”是对现实存在的流行观念的宣传阐释和释疑解惑。(参见聂锦芳，第16页)区分这两种关注类型旨在强调理论不能沦为实践的附庸，而应当自觉提升自我境界，在拉近与实践距离的同时，还必须主动“拉开”与实践的距离，以更好地关注实践、把握实践、指导实践。

三、“拉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的距离

在强调拉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的距离的同时还主张“拉开”两者的距离，试图表达的不是拉近与“拉开”的二元论，而是正确看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且注重理论化实践对基本实践活动(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科学实验)具有引领作用的辩证思想。从“主体－实践”关系本体论的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质及其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内在张力，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作为理论本身力图成为现实的自觉趋向，即要求拉近自身与实践的距离，又有因趋向现实而进行分析和反思的理论化实践过程。从实践的性质来看，理论化实践不同于基本实践活动，其作为思维性活动承担着对基本实践活动的引领和规定作用，在视野与境界上必然“大于”和“高于”基本实践活动，因此需要“拉开”距离来指导和推动基本实践活动。

“拉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之间的距离，重在强调“面向实践”的同时应当勇于“跳出实践”。“理论正是以批判的方式，通过‘衡量’个别的存在、特殊的现实，从而实现对现实的影响，而不应仅满足于对现实的思辨的理解。”(文兵，第7页)理论不应当只注重贴近实践，更应该以批判的观念“拉开”与实践的距离。“拉开”距离能够促使研究者从整体上批判性反思理论的历史性，并将对现有理论的历史境况的反思和厘清作为客观解释活动的前提，从而保证自身以合理的方式进入具体的实践场域中。有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理论成果时常遭人诟病，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误将自我定位为能够解决所有现实问题的“实践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确实需要面向实践、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但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们面临的直接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对实践作出贡献的关键在于，对实践作出合理的解释，揭示隐藏在实践背后的秘密，找到理论、概念背后的学理依据。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艾尔·巴比认为，“社会科学必须探究事情真相和了解其原因”(巴比，第12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而言，其使命同样是揭示事物背后的真相并加以解释，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实践问题的可能性建议与对策。科学有效的对策建议的提出，往往依赖于理论研究者、实践者的共同努力。这种基于共同努力而形成的关于事物的整全性把握及科学性见解表明，理论需要一种“远离”实践但关注实践的高远境界。

“拉开”距离强调的是理论与实践的差异性和边界，旨在消解现实的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在统一中产生的彼此“越位”，为理论对实践发挥前瞻性、反思性的引领作用创设基本语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也是其立足现存基础展开现实批判的实践过程，即促使“现存状态”不断趋向现实社会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实际上表现为理论的现实实践，其理论化实践与现实生活的实践在此泾渭分明:理论化实践凭借不同理论视域的阐发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全新实践方式和路径，现实生活的实践则通过不同视角的整合形成历史性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化实践不仅发生在特定的理论体系内部，还产生于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的对话中，进而形成特殊的实践智慧与方式。它承认现实社会历史中的理论思维与实践路径所包含的合理部分，并主张在与“他者”的理论对话中发展自身。“拉开”意义上的理论与人在现实中的对象化活动的契合性，体现为通过高度抽象的思想规定的统一性来“解释世界”，将诸多理论中的合理性与本质性的力量运用于“改变世界”的现实活动中。在理论与实践的内在张力中，“拉开”为理论进行自我扬弃、过渡和转换提供了现实场域和空间，理论作为“解释世界”的学理依据、“改变世界”的价值旨趣而与实践发生关系，在揭示世界的现实性与必然性上拓展自身的真理性力量。

“拉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的距离需要明确一个前提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面向实践。这一问题可以转化为:能否把握、如何把握实践的根本以及如何感悟实践的奥秘。马克思主义哲学源于对生活世界的一切实践活动的思考，但关键问题在于，研究者是否具备充分的理论储备并且能够在深入理解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新问题和新现象保持高度的敏感性，进而形成对实践的深刻见解，并将其升华为理论。“实践出真知”仅仅说明了理论来源或根植于实践，并不具有“只要在实践之中，就能获得真知”的意蕴。真实的情形是，对实践真谛的领悟并非凭借“处于”实践之中就能够轻易获得，在实践中活动着的人也可能囿于世界表象而无法切中实践的根本性问题;看似“远离”实践的理论研究，倘若能够自觉地感悟实践，同样能够把握实践的根本和奥秘;看似贴近实践的理论研究，如果无法摒弃偏见或狭隘意见，也难以抓住实践问题的根本。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力量和实践启迪，说到底就是要把握实践问题的真相和根本。这需要我们用智慧的眼光去观察，用智慧的头脑去思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并且需要对实践进行再创造，深入展开系统的理论建构。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不仅需要走进实践、观照实践，更需要主动“拉开”与实践的距离。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拉开”与实践的距离?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面向实践，但这种面向不是仅仅指向空间上的贴近，更无意剥夺理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面向”的意蕴在于以实践为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而实现这一目的必然需要一种内蕴超越性特质的科学理论，并且这种超越性特质要求理论“远离”实践，挣脱实践中的种种束缚和限制，以前所未有的理论深度和思想高度把握实践。“拉开”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距离，是为了更加客观、严肃、科学和合理地解读实践，使理论作为“观察者”对实践进行“登高望远”，实现对实践的整全性把握。所谓“登高”不仅意味着“望远”，而且意味着“看全”。“看全”实践的理论表明理论把握实践的全面性和超越性，理论指导实践的预见性和先导性，理论解释实践的科学性和彻底性，即理论之于实践的真正批判性和引领性。因而，理论研究不仅要解释实践，还要为实践提供富有理想信念和反思精神、具有超前性和预见性的思想。理论只有与实践“拉开”距离并保持适度张力，才能深度地透视实践、理性地把握实践以及理智地指引实践。理论看似远离实践，实际上因为“看全”实践而抓住了实践的本质并更贴近实践。“拉开”与实践的距离是对理论创新的充分条件的补充。尽管实践是一切理论产生的必要条件，但对现实实践的掌握并不足以支撑理论创新。为此，需要构建更广博的理论框架，容纳各种可能的实践，以便充分地理解实践所提出的问题、切实有效地分析实践。理论不应是在优先级上高于实践，而应是在境界上超越于实践，即“大于”实践，理论需要有比实践更为宽阔的视野和胸怀。“拉开”距离是为了实现总体性的理论目的，在特定的时代境域和有限的现实条件中整合不同的理论视角，推动实践在视界融合中积极发展。理论如果不能够与实践“拉开”必要的距离，则可能会由于在自身站位上缺乏境界和高度，而最终流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的悲局。因此，主张“拉开”与实践的距离，是强调理论研究应当做到“面向实践”而“跳出实践”。

“拉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之间的距离，意味着“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3页)。“思想力求成为现实”表明以拉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的距离来面向实践;“现实力求趋向思想”表明“拉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践的距离，将现实完整地呈现于理论的观察视野和分析框架之中，并以批判性的思维方式介入实践、改造实践。理论不仅应该正确反映实践、指导实践，还应当超越实践、批判实践，这种对实践的理论批判要求“拉开”与实践之间的距离;而这种“拉开”亦需要通过理论对实践的批判来达成。批判虽然通过介入事物本质之中予以完成，但其首要前提是对事物的全面认识和理解。正如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需要立于资本主义的全貌之上，理论对于实践的批判亦需要立于对实践的全面认识之上。只有“拉开”理论与实践的距离，才能够在完整把握实践的基础上本真地贴近实践，进而积极地敞显出对实践的反思性意义。从这一意义来看，主张理论“跳出”实践，“拉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就其根本而言，旨在规避或批判这样一种情形，即理论因受到既定生产方式、政治关系和文化传统的束缚，而不能对历史和实践予以整全性的把握。换言之，“拉开”意味着以批判性思维“跳出”因实践所产生的固有思维定式。基于特定时代的实践而产生的理论不可避免地会带上这一时代的实践印记，这些印记或多或少地会在理论对实践进行分析和诊断的过程中，束缚其应有的批判性和前瞻性。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存在因特定时代的实践条件产生思维定式而陷入对既存事实不加分析而盲目追随的危险，进而无法发挥透彻把握实践本质和超前预判实践动向的格局与本性。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及其对实践的深入推进也将沦为空谈。消解实践造就的思维定式的影响，扭转理论研究中对既存事实的庸俗辩护的趋向，纠偏与矫正不合理、非客观、片面地把握实践甚至扭曲和肢解实践的现象，必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跳出”固化、僵化的思维方式，以批判性、超越性的姿态来反观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实践的具体路径是多元的，但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拉近与“拉开”两种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被视为一种纯粹思辨的理论，需要以拉近的方式贴近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世界和实践的反思，作为一种理论化实践或思维性实践，需要以“大于”“高于”基本实践活动的视野来回应实践和推进实践。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既要深入实践又要“远离”实践，两者并不存在矛盾;既要重视和主张实践对于理论的基础性、决定性意义，又要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反思性、批判性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面向实践、回归实践，而不是凌驾于实践。一味盲目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定无法抓住问题的根源，应该以“望闻问切”的整体性思维来考究实践的根本和基础，并追求客观普遍性。无论是深入实践还是“远离”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都应该明确自身的定位和任务，保持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深切的忧患意识，生发对重大实践问题的思想关切和反思精神，加强对人民群众的人文关怀和现实观照。另一方面，主张以拉近和“拉开”的方式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的回应，是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相关问题的追问与剖析，旨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及其融合于社会实践的合理改造。当然，提出拉近与“拉开”两种方式，仍未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实践的长久历史任务，只是提供了通过反思现有理论成果来推动实践进展的一种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实践的功用仍应在持之以恒的理论研究与现实探索中进一步开掘、敞显和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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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钟慧容，2019年:《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路径的反思与前瞻》，载《天津社会科学》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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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陈东宁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1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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